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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哲学范文精选

医学哲学

医学哲学范文第1篇

一、中医学的哲学基础

中医学的思维方式即哲学基础问题,是近代以来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由于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产生的西体西用的理性进路,所以,对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无不是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对中医学的思维方式进行西化式的疏解,所以,从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由于脱离了自在的中国文化的基础,因此,应当认为这些结果根本不是中国哲学或中医哲学的本来面目。对中医学的哲学思维及其基本规律的研究只能是中国文化研究中的自在的哲学反思的结果,因为任何文化形式的历史和逻辑的过程只能形成于其文化母体的自在性,而不可能是以任何外来文化所可能进行的解释。西方当代的分析哲学和解释学表明,因为西方文化的内在结构所限定,以其自在的语言系统和思维方式对文本所进行的解释困难重重,并且认为不可能达到本来的意义,所以,其西方文化自在的文字和语言本身所进行的解释都不具备其文本意义,既然如此,何以能用西方的哲学和形式对中国的文化和哲学进行解释呢?真不理解当代中国学界何以能以西体西用的方法论进行中国文化的研究,并自以为是的认为是发现了中国文化的“基本规律”。当以其中国哲学自在的形式与这些“基本规律”进行比较后,就会发现中西文化是绝然不同的形式,而且就思维方式的基本性而言,中西文化不能在形式和内容上进行简单的类比和实现思维方式的统一⑴。哲学思维与文化形式的统一性表明,任何一种独立的文化只能是其自在的哲学思维所产生的结果,因此,中国文化的形式只能是自在的中国哲学思维的结果。而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和基本规律也只能在其文化母体中寻求。那么,中医学的哲学究竟是什么形式的?于中国哲学的关系是怎样的?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表明,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形成中医学的哲学基础问题。显然,在这一研究进路中,将构成对中国哲学及文化的反思。

我在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中,以时空的认识论原理对中国的知识系统进行反思,发现在中国的知识形式中,《易经》是中国哲学的基础,而中医学是运用中国哲学思维所产生的最成熟的知识形式,也可以这样认为,从中医学中可以反映出中国哲学的本质性,所谓医易相通是也。那么,中国哲学的本质性与中医学的统一是以怎样的原理表现出来的,这是研究中医学的哲学规律首要解决的问题。

所以,研究中医学的哲学规律首要的是要把《易经》的思维方式进行外化为哲学的形式,而这也是研究中国哲学的首要的工作。我对《易经》的思维方式进行外化为哲学形式的工作是以“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对《易经》之“卦”的研究中作出的,并以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进行了对中国哲学的概括⑵,形而中论的哲学思维方式表明,时空对应的认识论原理、对应和中的方法论原理、中和统一的时空本体论是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因此,对中医学能否反映出这三个基本规律是哲学反思的重要工作。

因此,从中医学的基本原理中抽象出一般的思维方式并对其进行与中国哲学原理的整合是这一研究工作的组成部分。由于中医学的思维方式与《易经》的统一,所以历代中医学者对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都有相当深刻的理解,例如,有清一代名医章虚谷说:“诗、书、春秋,论世间事迹,褒君子,贬小人,以明治乱之所由,原非论阴阳之理者。《易》象表阴阳进退消长之理,儒者用喻世事治乱事之道。……故易为大道之源,医理、儒理俱在其中,《易·辞》为儒者之言,可用治世,不可治病也。……概医明大道之一截,易明大道之全体,医书岂真与易书比哉?医经与易经,体同而用异,拙集屡申其义矣。即将先天后天打作两橛,遂有一橛截全体之见,而不识其体用所在也。圣人韦编读易,不闻读医,假年学易,不闻学医,盖以此也。圣人为治世之大道,不为治病之小道,故言某未达不敢当。然道之用有大小,而其体一也。其所系之重,犹先于大道,何故?盖有性命而后有道德功业。保性命者,医道也。其理与《易经》同出阴阳太极之源,故体同而用异也。”(《章虚谷:《医门棒喝·论易理》)显然,章虚谷对《易经》和医经的哲学关系的认识是深刻的。由于哲学形式的外化是当代哲学的研究任务,因此,和所有对医易相通有相当深刻认识的古代学者一样,这一研究是以《易经》自在的哲学思维的外化形式阐释中医学的哲学思维的。们已经把中国哲学暨《易经》中的哲学模式以形而中论的原理进行概括和反思,由于在中医学中主要体现出医学的目的和方法论的统一──“保性命者,医道也”,所以,对应和中是中医学中主要的思维方式和哲学方法论。以对应和中的规律进行对中医学的反思,其表明,在这一方法论的作用下产生的中医学哲学的主要规律是:阴阳和中律、五行和中律与三焦和中律。下面对这三大规律进行具体的论述。

二、中医学的哲学基本规律

就中国哲学的主体性而言,对应和中者,人对应天地而和于中者也。因此,于道、器论之,人是形而中之存在。而人体中之中者,以藏象论之,脾胃也,以五行论之,中土也。以三焦论之,中焦也。而和于中者,人体健康之象也,而离偏于中者,疾病之所出矣!辨证施治者何以谓之?辨证者,由症对应于阴阳、五行、三焦者也;施治者,和于中者也;和者,由治而达者;中者,阴阳、五行、三焦之中者也;和也者,阴阳和中律、五行和中律与三焦和中律者也。

“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于阴阳天地之间,六合之内。其气九州九窍五岁十二节,皆生五,其气三,数犯此者,则邪气伤人,此寿命之本也”(《黄帝内经素问·生气通天论篇第三》),“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于主体性而言,阴阳对应和于中者也,阴阳对应者,时空对应之机也,人的形而中者也。所以,于人而言,“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黄帝内经素问·生气通天论篇第三》)。“一阴一阳者,天地之道;一开一和者,动静之机。”(吴谦:《医宗金鉴·删补名医方论卷二·六味地黄丸集注》)“阴胜则阳病,阳胜则阴病”(《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以上的论述在基本的意义上阐明了中医学的哲学基础。

所以,如果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偏阴偏阳之谓疾。”(张元素《医学启源·卷之中·十、内经主治备要》)从而使之阴阳对应成为哲学本体论的依据,那么,我认为“阴阳和中之谓医”。阴阳和中者,医之大用也。“气血之根皆在下,培养在中,发用在上。”(郑寿全:《医理真传·卷三·问病人干咳周身痒者何故》)。“培养在中”者,“黄中通理”者是也。“人之元气,根基于肾,萌牙于肝,培养于脾,积贮于胸中为大气,以斡旋全身。”(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第四卷·治气学郁滞肢体疼痛方·培脾舒肝汤》)“培养在中”“培养于脾”,中之用也。所以,“凡人中气充足,则署邪不能相犯;署气入侵,皆气虚招之也。”(陈士铎《辨证录·卷八·内伤门》)。所以,阴阳和中律、五行和中律与三焦和中律者,阴阳、五行与三焦辩证而使之和于中者也。和于中者,后天而言,和于脾胃者也,先天而言,和于肾者也,和于脾胃者,血之用也,和于肾者也,气之用也。所以,后天而言,“人以胃气为本。”(李杲《脾胃论·卷中·饮食劳倦所伤始为热中论》)。对中土的认识,历代医家都有深刻的认识:“脾为土脏,主乎运水,全身水道,赖脾为通调。”(吴克潜:《大众医药·第二十四章·卫生门·健康要览》),“胃者,水谷气血之海也”(《灵枢经·玉版第六十》),“脾胃为血气阴阳之根蒂”(沈金鳌《妇科玉尺·卷五·崩漏》),“胃者十二经之源,水谷之海也,平则万化安,病则万化危。”(李杲《脾胃论·卷下·脾胃虚则九窍不通论》),“胃受司受纳,脾司运化,一纳一运,化生精气,津液上升,糟粕下降,斯无病矣。”(王纶:《明医杂著·卷一·枳术丸论》)。以哲学思维论中土者,以章虚谷为要,他说:“土本先天太极之廓,为后天万物之母,故通贯四气而主于中也……夫太极为。五行之廓者,生物之道也;土为太极之廓者,成物之道也。以五行该有形,则太极为五行之廓矣。以有形该无形,则土为太极之廓矣。理气有回环,故生成有顺逆耳。……良以阴阳虽判而太极之体即具阴阳之中,四象虽分而太极之体即具四象之内。所以加土称五行者,以表土中即太极之体所在也。是故五行相生循环无间者,以太极浑然之气流行乎中也。浑然之气无形而土居四象之中,通贯四气以显太极之用,故其成物则土为太极之廓而浑然之气即寓于中矣。”(章虚谷:《医门棒喝·太极五行发挥》)。关于中医学的哲学基本规律,以阴阳和中律、五行和中律与三焦和中律的概括,使之辨证施治成之所为也,是为中医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规律也。中医学的哲学本体论是以《周易》的思维方式为基础的,因此,医易相通者,哲学思维的统一性也。

三、中医学的发展方向

由上可知,医易相通是在哲学思维中的统一,因此,作为中医学的文化形式而言,其本质性与中国文化的形式及本质性是统一的。所以,中医学在当展方向的问题,宏观而言,其与中国文化在当代的发展是统一的,微观而言,是由中医学的自在的规律所决定的,而且与当代的哲学思维密切相关。

在西医学已经于当代越来越显现出其固有的不足和缺欠的同时,伴随着中国文化热的出现,中国医学的优异之处同时引起了世界医学界的重视。对其进行的哲学反思表明,从问题的发生的根本原因而言,其所要解决的问题已不仅仅是单纯的医学问题。因为从目前西方文化的模式所暴露出的问题,不仅仅表现在医学方面,其更主要的问题是在西方文化的哲学方面。应当认为,两种医学模式的优劣是在其不同的思维方式中形成的,这些优劣还要在以后的医学和文化的进步中更加明显的表现出来。关心中医学发展的学者显然已注意到中医学的优势,但是,除了中医学的医疗实践上的优势以外,笔者认为,中医学的优势表现在哲学思维上,中医学的成就是中国哲学思维所造成的。因此,正是在中国文化及哲学的统一下所生成的中医学本体论,使中医学的医学理论和实践在历史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当代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将成为人类医学继续发展的相当重要的参照系。但是,由于近代中国引进西方文化和哲学以来所造成的思维定势和对中国哲学的判定的失误,以至于造成对中医学的研究和发展形成思维方式上的误导,影响了中医学的正确发展。因此,从哲学的高度研究中医学的哲学本体论及其在实践中的作用,是中医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中的重要的工作,也是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由于中国的哲学思维与西方的哲学思维的不同,以至于到目前为止,学术界还没有从固有的中国文化形式中重视中国哲学的本质性,即中国哲学是以怎样的本体和本体论进行哲学思辩的。尽管西方的形式化的哲学思维造就了西方文化,但是,由于中国的传统哲学不是形式化的,以西方哲学的形式化的概念和范畴释解中国哲学就势必使中国哲学的本质性受到歪曲,例如,对“道”范畴的研究,以西方哲学形式所进行的疏解,已使我们看到二律悖反的结论。因此,研究中国哲学的本体论是哲学和中医学发展的重大的理论问题。例如:我们经常看到这样一个观点,即认为中国哲学是“天人合一”的,实际上这并不是哲学上的终极结论,应该反思和追问产生所谓“天人合一”观念的本体及其这一思辨性的本体论哲学问题,以最终使中国哲学的本体和本体论形式被发现出来。

从道教医学大家孙思邈对中医学的学术性质的观点能够得到中医学本体论问题的相关启示。他认为:“凡欲为大医,必须谙《素问》、《甲乙》、《黄帝针经》、《明堂》、流注十二经脉、三部九候、五脏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药对》、张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东阳、张苗、靳邵等诸部经方,又须妙解阴阳禄命、诸家相法及灼龟五兆、周易六壬,须精熟。如此乃得为大医。若不尔者,如无目夜游,动致颠损;次须熟读此方,寻思妙理,留意研究,始可于言于医道者矣。又须涉猎群书,何者?若不读五经,不知有仁义之道;不读三史,不知有古今之事;不读诸子百家,则不能默而识之;不读内经,则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德;不读庄老,不能任真体运,则吉凶拘忌,触涂而生。至于五行休王,七耀天文,须探微,若能具而学之,则医道无所滞碍,而尽善尽美者矣。”(孙思邈:《备急千斤要方》)。由时空对应的本体论和阴阳对应和中的中国哲学可知,“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篇第一》)、《周易·系辞》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上述的这些论述都说明了中医学本身即是关于“道”的学问,只有把握了“道”的哲学思辩,才能具体把握中医学,但由于自在的思维方式所决定,中国哲学在历史上并没有象西方哲学那样从西方文化中形成形式化的哲学,因此,“道”就不可能在形式化的思维中把握,而只能在存在的整体性上把握,因此,一个有贡献的中医学者,必须象孙思邈所论述的那样,非达到群书博览,涉猎百科而得“道”莫属。因此,举凡历史上的名医,无一不是对“道”有深刻的体认的得“道”者,从而使其“医道无所滞碍,而尽善尽美者矣。”而在完成对中国的文化外化为哲学之后,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和基本规律也将以自为的思维方式指导中医学的研究,中国哲学的自为的形式将对中医学的发展带来根本的正本清源和本质性的进步。⑶转由于西方文化从近代开始的对中国文化和哲学的滥觞,在当代完成对中国哲学“道”本体论的发掘,以建构中国哲学的独立形式,尽管无论对中医学或中国文化的发展至关重要,然而,就目前的中国哲学的研究的状况而言,却显的任重而道远。因此,就中医学界而言,应当重点研究中医学的哲学本体论问题,使人的存在本质与存在本体统一,这将是中医学今后的发展方向。具体而言,中医学应在“道”本体论的思辩形式中,完成对人的生命的本质性的认识,在确立可操作的形式中,使人类的生存达到其应达到的境地。

以本文所论证的中医哲学的基本规律表明,中医学的哲学是与中国的文化和哲学统一的,而中国的文化和哲学是自在的和独立的系统,是以人的形而中存在的本体论下所作出的概括,因此,人的存在方式应与其形而中的本质性统一。所以,中国的文化和哲学是不同于西方文化和哲学的文化形式,历史和逻辑均表明,中医学的发展与其中国的文化和哲学一样有其自在的理路和规律。由此可知,中医学在当代的发展将取决于中国文化在当代的发展,应当认为,中医学的发展是与中国文化的发展一脉相承的。发现和顺应中国哲学的规律,以人的存在的形而中的本质性与时空层次的对应统一,使中医学的形式在与人的存在的必然性上统一,这将是中国的文化和哲学及中医学在今后的发展进路并将以此实现社会和人类的本体论意义上的自在的存在形式。

注释

⑴关于中西哲学的统一性问题,是建立人类哲学的必然性工作,但这只能是在发现了人类共同的哲学基础之后才能完成的工作,任何外在的以形式化的努力并以此形式上的归类的方法,不但违背了形式逻辑的乖诘囊孕问交呐Σ⒁源诵问缴系墓槔嗟姆椒?不但违背了形式逻辑的购捅咎迓劢姓苎急绲摹>」芪鞣降男问交恼苎嘉炀土宋鞣轿幕?但是,由于中国的传统哲学不是形式化的,以西方哲学的形式化的概念和范畴释解中国哲学就势必使中国哲学的本质性受到歪曲,例如,对“道”范畴的研究,以西方哲学形式所进行的疏解,已使我们看到二律悖反的结论。因此,研究中国哲学的本体论是哲学和中医学发展的重大的理论问题。例如:我们经常看到这样一个观点,即认为中国哲学是“天人合一”的,实际上这并不是哲学上的终极结论,应该反思和追问产生所谓“天人合一”观念的本体及其这一思辨性的本体论哲学问题,以最终使中国哲学的本体和本体论形式被发现出来。

从道教医学大家孙思邈对中医学的学术性质的观点能够得到中医学本体论问题的相关启示。他认为:“凡欲为大医,必须谙《素问》、《甲乙》、《黄帝针经》、《明堂》、流注十二经脉、三部九候、五脏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药对》、张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东阳、张苗、靳邵等诸部经方,又须妙解阴阳禄命、诸家相法及灼龟五兆、周易六壬,须精熟。如此乃得为大医。若不尔者,如无目夜游,动致颠损;次须熟读此方,寻思妙理,留意研究,始可于言于医道者矣。又须涉猎群书,何者?若不读五经,不知有仁义之道;不读三史,不知有古今之事;不读诸子百家,则不能默而识之;不读内经,则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德;不读庄老,不能任真体运,则吉凶拘忌,触涂而生。至于五行休王,七耀天文,须探微,若能具而学之,则医道无所滞碍,而尽善尽美者矣。”(孙思邈:《备急千斤要方》)。由时空对应的本体论和阴阳对应和中的中国哲学可知,“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篇第一》)、《周易·系辞》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上述的这些论述都说明了中医学本身即是关于“道”的学问,只有把握了“道”的哲学思辩,才能具体把握中医学,但由于自在的思维方式所决定,中国哲学在历史上并没有象西方哲学那样从西方文化中形成形式化的哲学,因此,“道”就不可能在形式化的思维中把握,而只能在存在的整体性上把握,因此,一个有贡献的中医学者,必须象孙思邈所论述的那样,非达到群书博览,涉猎百科而得“道”莫属。因此,举凡历史上的名医,无一不是对“道”有深刻的体认的得“道”者,从而使其“医道无所滞碍,而尽善尽美者矣。”而在完成对中国的文化外化为哲学之后,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和基本规律也将以自为的思维方式指导中医学的研究,中国哲学的自为的形式将对中医学的发展带来根本的正本清源和本质性的进步。⑶由于西方文化从近代开始的对中国文化和哲学的滥觞,在当代完成对中国哲学“道”本体论的发掘,以建构中国哲学的独立形式,尽管无论对中医学或中国文化的发展至关重要,然而,就目前的中国哲学的研究的状况而言,却显的任重而道远。因此,就中医学界而言,应当重点研究中医学的哲学本体论问题,使人的存在本质与存在本体统一,这将是中医学今后的发展方向。具体而言,中医学应在“道”本体论的思辩形式中,完成对人的生命的本质性的认识,在确立可操作的形式中,使人类的生存达到其应达到的境地。

以本文所论证的中医哲学的基本规律表明,中医学的哲学是与中国的文化和哲学统一的,而中国的文化和哲学是自在的和独立的系统,是以人的形而中存在的本体论下所作出的概括,因此,人的存在方式应与其形而中的本质性统一。所以,中国的文化和哲学是不同于西方文化和哲学的文化形式,历史和逻辑均表明,中医学的发展与其中国的文化和哲学一样有其自在的理路和规律。由此可知,中医学在当代的发展将取决于中国文化在当代的发展,应当认为,中医学的发展是与中国文化的发展一脉相承的。发现和顺应中国哲学的规律,以人的存在的形而中的本质性与时空层次的对应统一,使中医学的形式在与人的存在的必然性上统一,这将是中国的文化和哲学及中医学在今后的发展进路并将以此实现社会和人类的本体论意义上的自在的存在形式。

注释

⑴关于中西哲学的统一性问题,是建立人类哲学的必然性工作,但这只能是在发现了人类共同的哲学基础之后才能完成的工作,任何外在的以形式化的努力并以此形式上的归类的方法,不但ケ沉诵问铰呒墓媛桑ㄐ问郊安问降穆呒肼呒安呒男问绞峭骋坏模?而且不可能从形式到逻辑进行不同文化形式的整合,正如英语和汉语不可能实现在形式到逻辑的统一一样。人类文化的统一首先要求哲学的统一。笔者的研究表明,人类的文化形式和哲学思维只有在完成时空的形式和方式的还原以后,才有可能完成,这是笔者的“时空统一论”哲学体系所力图完成的工作。

医学哲学范文第2篇

一、中医学的哲学基础

中医学的思维方式即哲学基础问题,是近代以来哲学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是,由于近代以来的西学东渐产生的西体西用的理性进路,所以,对中医学的哲学研究无不是以西方哲学的思维方式、概念、范畴对中医学的思维方式进行西化式的疏解,所以,从产生的研究结果而言,由于脱离了自在的中国文化的基础,因此,应当认为这些结果根本不是中国哲学或中医哲学的本来面目。对中医学的哲学思维及其基本规律的研究只能是中国文化研究中的自在的哲学反思的结果,因为任何文化形式的历史和逻辑的过程只能形成于其文化母体的自在性,而不可能是以任何外来文化所可能进行的解释。西方当代的分析哲学和解释学表明,因为西方文化的内在结构所限定,以其自在的语言系统和思维方式对文本所进行的解释困难重重,并且认为不可能达到本来的意义,所以,其西方文化自在的文字和语言本身所进行的解释都不具备其文本意义,既然如此,何以能用西方的哲学和形式对中国的文化和哲学进行解释呢?真不理解当代中国学界何以能以西体西用的方法论进行中国文化的研究,并自以为是的认为是发现了中国文化的“基本规律”。当以其中国哲学自在的形式与这些“基本规律”进行比较后,就会发现中西文化是绝然不同的形式,而且就思维方式的基本性而言,中西文化不能在形式和内容上进行简单的类比和实现思维方式的统一⑴。哲学思维与文化形式的统一性表明,任何一种独立的文化只能是其自在的哲学思维所产生的结果,因此,中国文化的形式只能是自在的中国哲学思维的结果。而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和基本规律也只能在其文化母体中寻求。那么,中医У恼苎Ь烤故鞘裁葱问降?于中国哲学的关系是怎样的?对这些问题的研究表明,其中最重要的是关于形成中医学的哲学基础问题。显然,在这一研究进路中,将构成对中国哲学及文化的反思。

我在对中国哲学的研究中,以时空的认识论原理对中国的知识系统进行反思,发现在中国的知识形式中,《易经》是中国哲学的基础,而中医学是运用中国哲学思维所产生的最成熟的知识形式,也可以这样认为,从中医学中可以反映出中国哲学的本质性,所谓医易相通是也。那么,中国哲学的本质性与中医学的统一是以怎样的原理表现出来的,这是研究中医学的哲学规律首要解决的问题。

所以,研究中医学的哲学规律首要的是要把《易经》的思维方式进行外化为哲学的形式,而这也是研究中国哲学的首要的工作。我对《易经》的思维方式进行外化为哲学形式的工作是以“时空统一论”的哲学原理对《易经》之“卦”的研究中作出的,并以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进行了对中国哲学的概括⑵,形而中论的哲学思维方式表明,时空对应的认识论原理、对应和中的方法论原理、中和统一的时空本体论是中国哲学的基本规律。因此,对中医学能否反映出这三个基本规律是哲学反思的重要工作。

因此,从中医学的基本原理中抽象出一般的思维方式并对其进行与中国哲学原理的整合是这一研究工作的组成部分。由于中医学的思维方式与《易经》的统一,所以历代中医学者对医易相通的哲学问题都有相当深刻的理解,例如,有清一代名医章虚谷说:“诗、书、春秋,论世间事迹,褒君子,贬小人,以明治乱之所由,原非论阴阳之理者。《易》象表阴阳进退消长之理,儒者用喻世事治乱事之道。……故易为大道之源,医理、儒理俱在其中,《易·辞》为儒者之言,可用治世,不可治病也。……概医明大道之一截,易明大道之全体,医书岂真与易书比哉?医经与易经,体同而用异,拙集屡申其义矣。即将先天后天打作两橛,遂有一橛截全体之见,而不识其体用所在也。圣人韦编读易,不闻读医,假年学易,不闻学医,盖以此也。圣人为治世之大道,不为治病之小道,故言某未达不敢当。然道之用有大小,而其体一也。其所系之重,犹先于大道,何故?盖有性命而后有道德功业。保性命者,医道也。其理与《易经》同出阴阳太极之源,故体同而用异也。”(《章虚谷:《医门棒喝·论易理》)显然,章虚谷对《易经》和医经的哲学关系的认识是深刻的。由于哲学形式的外化是当代哲学的研究任务,因此,和所有对医易相通有相当深刻认识的古代学者一样,这一研究是以《易经》自在的哲学思维的外化形式阐释中医学的哲学思维的。

我们已经把中国哲学暨《易经》中的哲学模式以形而中论的原理进行概括和反思,由于在中医学中主要体现出医学的目的和方法论的统一──“保性命者,医道也”,所以,对应和中是中医学中主要的思维方式和哲学方法论。以对应和中的规律进行对中医学的反思,其表明,在这一方法论的作用下产生的中医学哲学的主要规律是:阴阳和中律、五行和中律与三焦和中律。下面对这三大规律进行具体的论述。

二、中医学的哲学基本规律

就中国哲学的主体性而言,对应和中者,人对应天地而和于中者也。因此,于道、器论之,人是形而中之存在。而人体中之中者,以藏象论之,脾胃也,以五行论之,中土也。以三焦论之,中焦也。而和于中者,人体健康之象也,而离偏于中者,疾病之所出矣!辨证施治者何以谓之?辨证者,由症对应于阴阳、五行、三焦者也;施治者,和于中者也;和者,由治而达者;中者,阴阳、五行、三焦之中者也;和也者,阴阳和中律、五行和中律与三焦和中律者也。

“夫自古通天者,生之本,本于阴阳天地之间,六合之内。其气九州九窍五岁十二节,皆生五,其气三,数犯此者,则邪气伤人,此寿命之本也”(《黄帝内经素问·生气通天论篇第三》),“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于主体性而言,阴阳对应和于中者也,阴阳对应者,时空对应之机也,人的形而中者也。所以,于人而言,“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黄帝内经素问·生气通天论篇第三》)。“一阴一阳者,天地之道;一开一和者,动静之机。”(吴谦:《医宗金鉴·删补名医方论卷二·六味地黄丸集注》)“阴胜则阳病,阳胜则阴病”(《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以上的论述在基本的意义上阐明了中医学的哲学基础。

所以,如果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偏阴偏阳之谓疾。”(张元素《医学启源·卷之中·十、内经主治备要》)从而使之阴阳对应成为哲学本体论的依据,那么,我认为“阴阳和中之谓医”。阴阳和中者,医之大用也。“气血之根皆在下,培养在中,发用在上。”(郑寿全:《医理真传·卷三·问病人干咳周身痒者何故》)。“培养在中”者,“黄中通理”者是也。“人之元气,根基于肾,萌牙于肝,培养于脾,积贮于胸中为大气,以斡旋全身。”(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第四卷·治气学郁滞肢体疼痛方·培脾舒肝汤》)“培养在中”“培养于脾”,中之用也。所以,“凡人中气充足,则署邪不能相犯;署气入侵,皆气虚招之也。”(陈士铎《辨证录·卷八·内伤门》)。所以,阴阳和中律、五行和中律与三焦和中律者,阴阳、五行与三焦辩证而使之和于中者也。和于中者,后天而言,和于脾胃者也,先天而言,和于肾者也,和于脾胃者,血之用也,和于肾者也,气之用也。所以,后天而言,“人以胃气为本。”(李杲《脾胃论·卷中·饮食劳倦所伤始为热中论》)。对中土的认识,历代医家都有深刻的认识:“脾为土脏,主乎运水,全身水道,赖脾为通调。”(吴克潜:《大众医药·第二十四章·卫生门·健康要览》),“胃者,水谷气血之海也”(《灵枢经·玉版第六十》),“脾胃为血气阴阳之根蒂”(沈金鳌《妇科玉尺·卷五·崩漏》),“胃者十二经之源,水谷之海也,平则万化安,病则万化危。”(李杲《脾胃论·卷下·脾胃虚则九窍不通论》),“胃受司受纳,脾司运化,一纳一运,化生精气,津液上升,糟粕下降,斯无病矣。”(王纶:《明医杂著·卷一·枳术丸论》)。以哲学思维论中土者,以章虚谷为要,他说:“土本先天太极之廓,为后天万物之母,故通贯四气而主于中也……夫太极为。五行之廓者,生物之道也;土为太极之廓者,成物之道也。以五行该有形,则太极为五行之廓矣。以有形该无形,则土为太极之廓矣。理气有回环,故生成有顺逆耳。……良以阴阳虽判而太极之体即具阴阳之中,四象虽分而太极之体即具四象之内。所以加土称五行者,以表土中即太极之体所在也。是故五行相生循环无间者,以太极浑然之气流行乎中也。浑然之气无形而土居四象之中, 通贯四气以显太极之用,故其成物则土为太极之廓而浑然之气即寓于中矣。”(章虚谷:《医门棒喝·太极五行发挥》)。

关于中医学的哲学基本规律,以阴阳和中律、五行和中律与三焦和中律的概括,使之辨证施治成之所为也,是为中医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的规律也。中医学的哲学本体论是以《周易》的思维方式为基础的,因此,医易相通者,哲学思维的统一性也。

三、中医学的发展方向

由上可知,医易相通是在哲学思维中的统一,因此,作为中医学的文化形式而言,其本质性与中国文化的形式及本质性是统一的。所以,中医学在当展方向的问题,宏观而言,其与中国文化在当代的发展是统一的,微观而言,是由中医学的自在的规律所决定的,而且与当代的哲学思维密切相关。

在西医学已经于当代越来越显现出其固有的不足和缺欠的同时,伴随着中国文化热的出现,中国医学的优异之处同时引起了世界医学界的重视。对其进行的哲学反思表明,从问题的发生的根本原因而言,其所要解决的问题已不仅仅是单纯的医学问题。因为从目前西方文化的模式所暴露出的问题,不仅仅表现在医学方面,其更主要的问题是在西方文化的哲学方面。应当认为,两种医学模式的优劣是在其不同的思维方式中形成的,这些优劣还要在以后的医学和文化的进步中更加明显的表现出来。关心中医学发展的学者显然已注意到中医学的优势,但是,除了中医学的医疗实践上的优势以外,笔者认为,中医学的优势表现在哲学思维上,中医学的成就是中国哲学思维所造成的。因此,正是在中国文化及哲学的统一下所生成的中医学本体论,使中医学的医学理论和实践在历史上取得了辉煌的成就,在当代社会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将成为人类医学继续发展的相当重要的参照系。但是,由于近代中国引进西方文化和哲学以来所造成的思维定势和对中国哲学的判定的失误,以至于造成对中医学的研究和发展形成思维方式上的误导,影响了中医学的正确发展。因此,从哲学的高度研究中医学的哲学本体论及其在实践中的作用,是中医学的基础理论研究中的重要的工作,也是中国哲学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由于中国的哲学思维与西方的哲学思维的不同,以至于到目前为止,学术界还没有从固有的中国文化形式中重视中国哲学的本质性,即中国哲学是以怎样的本体和本体论进行哲学思辩的。尽管西方的形式化的哲学思维造就了西方文化,但是,由于中国的传统哲学不是形式化的,以西方哲学的形式化的概念和范畴释解中国哲学就势必使中国哲学的本质性受到歪曲,例如,对“道”范畴的研究,以西方哲学形式所进行的疏解,已使我们看到二律悖反的结论。因此,研究中国哲学的本体论是哲学和中医学发展的重大的理论问题。例如:我们经常看到这样一个观点,即认为中国哲学是“天人合一”的,实际上这并不是哲学上的终极结论,应该反思和追问产生所谓“天人合一”观念的本体及其这一思辨性的本体论哲学问题,以最终使中国哲学的本体和本体论形式被发现出来。

从道教医学大家孙思邈对中医学的学术性质的观点能够得到中医学本体论问题的相关启示。他认为:“凡欲为大医,必须谙《素问》、《甲乙》、《黄帝针经》、《明堂》、流注十二经脉、三部九候、五脏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药对》、张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东阳、张苗、靳邵等诸部经方,又须妙解阴阳禄命、诸家相法及灼龟五兆、周易六壬,须精熟。如此乃得为大医。若不尔者,如无目夜游,动致颠损;次须熟读此方,寻思妙理,留意研究,始可于言于医道者矣。又须涉猎群书,何者?若不读五经,不知有仁义之道;不读三史,不知有古今之事;不读诸子百家,则不能默而识之;不读内经,则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德;不读庄老,不能任真体运,则吉凶拘忌,触涂而生。至于五行休王,七耀天文,须探微,若能具而学之,则医道无所滞碍,而尽善尽美者矣。”(孙思邈:《备急千斤要方》)。由时空对应的本体论和阴阳对应和中的中国哲学可知,“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 “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篇第一》)、《周易·系辞》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上述的这些论述都说明了中医学本身即是关于“道”的学问,只有把握了“道”的哲学思辩,才能具体把握中医学,但由于自在的思维方式所决定,中国哲学在历史上并没有象西方哲学那样从西方文化中形成形式化的哲学,因此,“道”就不可能在形式化的思维中把握,而只能在存在的整体性上把握,因此,一个有贡献的中医学者,必须象孙思邈所论述的那样,非达到群书博览,涉猎百科而得“道”莫属。因此,举凡历史上的名医,无一不是对“道”有深刻的体认的得“道”者,从而使其“医道无所滞碍,而尽善尽美者矣。”而在完成对中国的文化外化为哲学之后,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和基本规律也将以自为的思维方式指导中医学的研究,中国哲学的自为的形式将对中医学的发展带来根本的正本清源和本质性的进步。⑶

由于西方文化从近代开始的对中国文化和哲学的滥觞,在当代完成对中国哲学“道”本体论的发掘,以建构中国哲学的独立形式,尽管无论对中医学或中国文化的发展至关重要,然而,就目前的中国哲学的研究的状况而言,却显的任重而道远。因此,就中医学界而言,应当重点研究中医学的哲学本体论问题,使人的存在本质与存在本体统一,这将是中医学今后的发展方向。具体而言,中医学应在“道”本体论的思辩形式中,完成对人的生命的本质性的认识,在确立可操作的形式中,使人类的生存达到其应达到的境地。

以本文所论证的中医哲学的基本规律表明,中医学的哲学是与中国的文化和哲学统一的,而中国的文化和哲学是自在的和独立的系统,是以人的形而中存在的本体论下所作出的概括,因此,人的存在方式应与其形而中的本质性统一。所以,中国的文化和哲学是不同于西方文化和哲学的文化形式,历史和逻辑均表明,中医学的发展与其中国的文化和哲学一样有其自在的理路和规律。由此可知,中医学在当代的发展将取决于中国文化在当代的发展,应当认为,中医学的发展是与中国文化的发展一脉相承的。发现和顺应中国哲学的规律,以人的存在的形而中的本质性与时空层次的对应统一,使中医学的形式在与人的存在的必然性上统一,这将是中国的文化和哲学及中医学在今后的发展进路并将以此实现社会和人类的本体论意义上的自在的存在形式。

注释

⑴关于中西哲学的统一性问题,是建立人类哲学的必然性工作,但这只能是在发现了人类共同的哲学基础之后才能完成的工作,任何外在的以形式化的努力并以此形式上的归类的方法,不但违背了形式逻辑的乖诘囊孕问交呐Σ⒁源诵问缴系墓槔嗟姆椒?不但违背了形式逻辑的购捅咎迓劢姓苎急绲摹>」芪鞣降男问交恼苎嘉炀土宋鞣轿幕?但是,由于中国的传统哲学不是形式化的,以西方哲学的形式化的概念和范畴释解中国哲学就势必使中国哲学的本质性受到歪曲,例如,对“道”范畴的研究,以西方哲学形式所进行的疏解,已使我们看到二律悖反的结论。因此,研究中国哲学的本体论是哲学和中医学发展的重大的理论问题。例如:我们经常看到这样一个观点,即认为中国哲学是“天人合一”的,实际上这并不是哲学上的终极结论,应该反思和追问产生所谓“天人合一”观念的本体及其这一思辨性的本体论哲学问题,以最终使中国哲学的本体和本体论形式被发现出来。

从道教医学大家孙思邈对中医学的学术性质的观点能够得到中医学本体论问题的相关启示。他认为:“凡欲为大医,必须谙《素问》、《甲乙》、《黄帝针经》、《明堂》、流注十二经脉、三部九候、五脏六腑、表里孔穴、《本草》、《药对》、张仲景、王叔和、阮河南、范东阳、张苗、靳邵等诸部经方,又须妙解阴阳禄命、诸家相法及灼龟五兆、周易六壬,须精熟。如此乃得为大医。若不尔者,如无目夜游,动致颠损;次须熟读此方,寻思妙理,留意研究,始可于言于医道者矣。又须涉猎群书,何者?若不读五经,不知有仁义之道;不读三史,不知有古今之事;不读诸子百家,则不能默而识之;不读内经,则不知有慈悲喜舍之德;不读庄老,不能任真体运,则吉凶拘忌,触涂而生。至于五行休王,七耀天文,须探微,若能具而学之,则医道无所滞碍,而尽善尽美者矣。”(孙思邈:《备急千斤要方》)。由时空对应的本体论和阴阳对应和中的中国哲学可知,“阴阳者,天地之道也,万物之纲纪,变化之父母,生杀之本始,神明之府也”(《黄帝内经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第五》)、 “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黄帝内经素问·上古天真论篇第一》)、《周易·系辞》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上述的这些论述都说明了中医学本身即是关于“道”的学问,只有把握了“道”的哲学思辩,才能具体把握中医学,但由于自在的思维方式所决定,中国哲学在历史上并没有象西方哲学那样从西方文化中形成形式化的哲学,因此,“道”就不可能在形式化的思维中把握,而只能在存在的整体性上把握,因此,一个有贡献的中医学者,必须象孙思邈所论述的那样,非达到群书博览,涉猎百科而得“道”莫属。因此,举凡历史上的名医,无一不是对“道”有深刻的体认的得“道”者,从而使其“医道无所滞碍,而尽善尽美者矣。”而在完成对中国的文化外化为哲学之后,中医学的哲学基础和基本规律也将以自为的思维方式指导中医学的研究,中国哲学的自为的形式将对中医学的发展带来根本的正本清源和本质性的进步。⑶

由于西方文化从近代开始的对中国文化和哲学的滥觞,在当代完成对中国哲学“道”本体论的发掘,以建构中国哲学的独立形式,尽管无论对中医学或中国文化的发展至关重要,然而,就目前的中国哲学的研究的状况而言,却显的任重而道远。因此,就中医学界而言,应当重点研究中医学的哲学本体论问题,使人的存在本质与存在本体统一,这将是中医学今后的发展方向。具体而言,中医学应在“道”本体论的思辩形式中,完成对人的生命的本质性的认识,在确立可操作的形式中,使人类的生存达到其应达到的境地。

以本文所论证的中医哲学的基本规律表明,中医学的哲学是与中国的文化和哲学统一的,而中国的文化和哲学是自在的和独立的系统,是以人的形而中存在的本体论下所作出的概括,因此,人的存在方式应与其形而中的本质性统一。所以,中国的文化和哲学是不同于西方文化和哲学的文化形式,历史和逻辑均表明,中医学的发展与其中国的文化和哲学一样有其自在的理路和规律。由此可知,中医学在当代的发展将取决于中国文化在当代的发展,应当认为,中医学的发展是与中国文化的发展一脉相承的。发现和顺应中国哲学的规律,以人的存在的形而中的本质性与时空层次的对应统一,使中医学的形式在与人的存在的必然性上统一,这将是中国的文化和哲学及中医学在今后的发展进路并将以此实现社会和人类的本体论意义上的自在的存在形式。

注释

⑴关于中西哲学的统一性问题,是建立人类哲学的必然性工作,但这只能是在发现了人类共同的哲学基础之后才能完成的工作,任何外在的以形式化的努力并以此形式上的归类的方法,不但沉诵问铰呒墓媛桑ㄐ问郊安问降穆呒肼呒安呒男问绞峭骋坏模?而且不可能从形式到逻辑进行不同文化形式的整合,正如英语和汉语不可能实现在形式到逻辑的统一一样。人类文化的统一首先要求哲学的统一。笔者的研究表明,人类的文化形式和哲学思维只有在完成时空的形式和方式的还原以后,才有可能完成,这是笔者的“时空统一论”哲学体系所力图完成的工作。

医学哲学范文第3篇

一、人物同源论是道教医学的重要理论基础

道教医学的形成与发展是以其人生哲学和宇宙论为基础的。在道教学者看来,人与宇宙天地万物共同源于''''炁'''',''''炁''''者,''''气''''也,或称''''无极''''。葛洪在《抱朴子内篇·至理篇》中明确指出:''''夫人在气中,气在人中。自天地至于万物,无不须气以生者也。''''陈抟说:''''两仪即太极也,太极即无极也。两仪未判,鸿濛未开,上而日月未光,下而山川未奠,一气交融,万气全具,故名太极,即吾身未生之前之面目。''''(《玉铨》)人类模拟自然的一切手段,包括道教医学中提取药物的种种方法和治疗手段都是以人物同源论为基础的。老子认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诠释之即为人法地而生,地法天而行,天的运行是循着道的,道便指自然,实际上是要求人''''法自然'''',依照自然界的规律行事。道教医学认为''''人是一个小乾坤'''',是天地自然的一部分,天供人以生存的必要条件,人应顺应天地自然的关系和规律,使之达到''''天人相应''''的境界,这样才能''''长生久视'''',尽终天年,反之则灾害降临,疾痛丛生。

道教医学通过认识自然界的变化规律来研究掌握人体生命活动的变化规律,发现自然界的运动变化常常影响着人体,会使人产生心理、生理及病理的变化。如自然界的风寒暑湿燥火六种自然气象被称为六气,正常时不会引起人们致病,若太过、不及或不应时,则成为六淫,影响到人体的调节适应机能及病原体的孳生传播,成为致病的因素,侵犯人体而造成疾病的发生,这种取类比象的方法不但阐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而且广泛应用于医疗保健之中。葛洪曰:''''夫五谷犹能活人,人得之则生,人绝之则死,又况于上品之神药,其益人岂不万倍于五谷耶?夫金丹之为物,烧之愈久,变化愈妙。黄金入火,百炼不消,埋之毕天不朽,服此二物,炼人身体,故能令人不老不死。此盖假求于外物以自坚固,犹如脂之养火而不可灭。铜青涂脚,入水不腐,此是借铜之劲,以插其肉也。金丹入身中,沾沾荣卫,非但铜青之外传矣''''。(《抱朴子内篇·金丹篇》)。这段话生动而形象地描述了人们对健康长寿的追求和向往。幻想人也能像某些自然物一样永世长存。

道教人生哲学提倡修道成仙,追求长生不死,这种信仰和理论促使其信奉者孜孜追求长生不老之药,并伴随''''内以养己''''的炁功,通过养生、避世、清心寡欲以达到祛病延年、强健体魄的目的。并在修炼过程中积累了大量有关医药养生、祛病延年、保健强身的知识与方术,它包括了服饵外用、内丹导引等。在对不死之药的代代相继追求中,炼''''仙丹''''以求长生不老之药,服金石以求长生不老之道的风气曾炽盛一时。''''仙丹''''中所采用的水银、黄金、硫黄、铅等矿物类药物对人体健康造成了严重影响,并使人们逐渐认识到了它的危害性,但道教医学中的外丹术却由此得到蓬勃发展,发现了一些新的药物药性,化合了一些新的药品,丹、膏、丸、散等药物层出不穷。葛洪、陶弘景、孙思邈等道教医学家专门收集记载了

多种外丹烧炼方法和矿物药方、动植物药名。如孙思邈的''''太一神精丹''''就是利用磁石(四氧化三铁)等氧化剂从雄黄、雌黄中制取砒霜的方子,是世界上用砒霜治疟疾最早的有效方剂。

道教医学崇尚内修外养,其内修摄养之术大多效法自然,如知龟鹤之遐寿,效其导引以延年,法其食气以辟谷。在内丹术中以自身的精、气、神三宝为内炼药物,经过一定的炼养步骤,使在人体内形成能按一定经络循行状如鸡卵的有自我感觉的丹而致长生。内丹功法认为万物相通,天人合一,正如李道纯在《沁园春》中所说:''''物皆虚化,形形相受,物物交参。''''内丹融汇了服气、行气、导引、胎息等多种修炼方法,成为道教医学的一大特色,形成了一门玄妙高深的学问,古人多用以修炼成仙,今人则用以疗病延年,其中虽然有鬼神迷信之糟粕,但其祛病健身,延年益寿的功效已被人们所接受证实。内丹术的形成也促进了中医经络学的发展,如宋代张紫阳著的《八脉经》就是一部划时代的经络学名著。

二、整体治疗的系统结构

医学哲学范文第4篇

道教医学的形成与发展是以其人生哲学和宇宙论为基础的。在道教学者看来,人与宇宙天地万物共同源于''''炁'''',''''炁''''者,''''气''''也,或称''''无极''''。葛洪在《抱朴子内篇·至理篇》中明确指出:''''夫人在气中,气在人中。自天地至于万物,无不须气以生者也。''''陈抟说:''''两仪即太极也,太极即无极也。两仪未判,鸿濛未开,上而日月未光,下而山川未奠,一气交融,万气全具,故名太极,即吾身未生之前之面目。''''(《玉铨》)人类模拟自然的一切手段,包括道教医学中提取药物的种种方法和治疗手段都是以人物同源论为基础的。老子认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诠释之即为人法地而生,地法天而行,天的运行是循着道的,道便指自然,实际上是要求人''''法自然'''',依照自然界的规律行事。道教医学认为''''人是一个小乾坤'''',是天地自然的一部分,天供人以生存的必要条件,人应顺应天地自然的关系和规律,使之达到''''天人相应''''的境界,这样才能''''长生久视'''',尽终天年,反之则灾害降临,疾痛丛生。

道教医学通过认识自然界的变化规律来研究掌握人体生命活动的变化规律,发现自然界的运动变化常常影响着人体,会使人产生心理、生理及病理的变化。如自然界的风寒暑湿燥火六种自然气象被称为六气,正常时不会引起人们致病,若太过、不及或不应时,则成为六淫,影响到人体的调节适应机能及病原体的孳生传播,成为致病的因素,侵犯人体而造成疾病的发生,这种取类比象的方法不但阐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而且广泛应用于医疗保健之中。葛洪曰:''''夫五谷犹能活人,人得之则生,人绝之则死,又况于上品之神药,其益人岂不万倍于五谷耶?夫金丹之为物,烧之愈久,变化愈妙。黄金入火,百炼不消,埋之毕天不朽,服此二物,炼人身体,故能令人不老不死。此盖假求于外物以自坚固,犹如脂之养火而不可灭。铜青涂脚,入水不腐,此是借铜之劲,以插其肉也。金丹入身中,沾沾荣卫,非但铜青之外传矣''''。(《抱朴子内篇·金丹篇》)。这段话生动而形象地描述了人们对健康长寿的追求和向往。幻想人也能像某些自然物一样永世长存。

道教人生哲学提倡修道成仙,追求长生不死,这种信仰和理论促使其信奉者孜孜追求长生不老之药,并伴随''''内以养己''''的炁功,通过养生、避世、清心寡欲以达到祛病延年、强健体魄的目的。并在修炼过程中积累了大量有关医药养生、祛病延年、保健强身的知识与方术,它包括了服饵外用、内丹导引等。在对不死之药的代代相继追求中,炼''''仙丹''''以求长生不老之药,服金石以求长生不老之道的风气曾炽盛一时。''''仙丹''''中所采用的水银、黄金、硫黄、铅等矿物类药物对人体健康造成了严重影响,并使人们逐渐认识到了它的危害性,但道教医学中的外丹术却由此得到蓬勃发展,发现了一些新的药物药性,化合了一些新的药品,丹、膏、丸、散等药物层出不穷。葛洪、陶弘景、孙思邈等道教医学家专门收集记载了多种外丹烧炼方法和矿物药方、动植物药名。如孙思邈的''''太一神精丹''''就是利用磁石(四氧化三铁)等氧化剂从雄黄、雌黄中制取砒霜的方子,是世界上用砒霜治疟疾最早的有效方剂。

道教医学崇尚内修外养,其内修摄养之术大多效法自然,如知龟鹤之遐寿,效其导引以延年,法其食气以辟谷。在内丹术中以自身的精、气、神三宝为内炼药物,经过一定的炼养步骤,使在人体内形成能按一定经络循行状如鸡卵的有自我感觉的丹而致长生。内丹功法认为万物相通,天人合一,正如李道纯在《沁园春》中所说:''''物皆虚化,形形相受,物物交参。''''内丹融汇了服气、行气、导引、胎息等多种修炼方法,成为道教医学的一大特色,形成了一门玄妙高深的学问,古人多用以修炼成仙,今人则用以疗病延年,其中虽然有鬼神迷信之糟粕,但其祛病健身,延年益寿的功效已被人们所接受证实。内丹术的形成也促进了中医经络学的发展,如宋代张紫阳著的《八脉经》就是一部划时代的经络学名著。

二、整体治疗的系统结构

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的自身也是精神与形体相结合的统一体,因此,人类自身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也需要顾及人和自然、人际关系、人体自身的精神和形体。道教医学融自然、人际关系、人之精神与形体为一个统一的系统结构,治病时兼顾诸种因素,在中国医学史上可谓整体治疗探索的典范。陶弘景的《养性延命录》明确指出:''''欲延年少病者,诫勿施精,命天残。勿大温,消骨髓。勿大寒,伤肌肉。勿咳唾,失肥液。勿卒呼,惊魂魄。勿久泣,神悲戚。勿恚怒,神不乐。勿念内,志恍惚。能行此道,可以长生。''''在这里,陶弘景说明了外部环境,人的精神等与人体健康的关系。陈撄宁在讲静功注意事项时提出了十条:①环境寂静。②空气新鲜。③光线阴阳调和。④口味宜淡薄。⑤气候寒温适度。⑥食物营养适当。⑦隔离世缘。⑧寄情于自然。⑨注意身体姿势。⑩注意练功时间。这些注意事项即包括了人和自然、人际关系和人体自身等多种关系。

美国的查尔斯·帕纳蒂说过:''''过去是医生医治身体,精神病医生医治头脑,教士医治灵魂。而二十世纪八十和九十年代里,整体治疗的医生们需要承担所有这三项任务。作为病人将积极地参与医治,这在医学史上是第一次。接着,我们将检验新的精神--身体治疗法,这可能在你的一生中就会变成现实。''''(《科学和技术23项突破》)在中国历史上,道教学者对精神--身体这种整体治疗的方法曾自觉或不自觉地作过一些有益的探索。《太平经》的作者提出了''''以乐却灾法'''',要求''''以乐治身守形顺念致思却灾''''。作者对人的精神在治愈人体疾病中的作用十分重视,理由是:①世间万物皆以气相通,乐则相安无病。所以他说:''''故元气乐即生大昌,自然乐则物强,天乐即三光明,地乐则成有常,五行乐则不相伤,四时乐则所生王,王者乐则天下无病,行乐则不相害伤,万物乐则守其常,人乐则不愁易心肠,鬼神乐即利帝王。''''(王明:《太平经合校》,中华书局1960年第1版第13~14页)在这里,作者赋予万物以喜怒的精神是其万物有灵论观点所主使,他提倡人与万物,人与人之间,人的自身都应和乐融洽,不相伤害,这样才能使万物遵循其运作的法则,人本身也不会因愁苦而患疾病。②万物与人,人与人,人体自身等若以喜乐之善气相通,就可以通达神明,从而长生久存。《太平经》的作者对人体疾病的产生作过多方面的探索,一是人体各部分器官都有神住其中,神在即无病,神去即有疾。例如《太平经》作者多次谈到守一法,既要求人们了知''''一''''为''''道''''之根,万物之源,命之所系(包括人与生物),众心所归,又要求集中精神,各自意守每个部位的''''一''''(即主宰)。如头之一为顶,七正之一为目,腹之一为脐,脉之一为气,五脏之一为心,四肢之一为手足心,骨之一为脊,肉之一为肠胃。而守一就是为了延命。因此,他们认为''''凡事各自有精神'''',世间万物''''各自存精神'''',只要精神充沛,万物才能茁壮成长,人才能健康。二是世间万物包括人在内,都是由元气生成的。在他们看来,元气不和,无形神人不来至;天气不和,大神人不来至;地气不和,真人不来至;四时不和,仙人不来至;五行不和,大道人不来至;阴阳不和,圣人不来至;文字言不真,大贤人不来至。如果天地阴阳五行之气不和,则天下混乱,人亦会有灾害。三是人体各部分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一处有病,他处皆伤。《太平经》中说:''''夫天地人三统,相须而立,相形而成。比若人有头足腹身,一统凶灭,三统反俱毁灭。若人无头足腹,有一之者,便三凶矣。''''对于疾病的治疗,除了悬象还神法纯属宗教性祈祷外,《太平经》中的草木方、生物方、灸刺法等都带有整体治疗的性质,并非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片面治法。例如作者谈到灸刺疗病的原理是,调安人体三百六十脉,使阴阳之气相通而除病。理由很清楚,人体脉络周旋身上,总于头顶,内系五脏,脉络无时不在移动,人有病则不应,度数往来失常,或结或伤,或顺或逆。灸刺即在调安脉络,使其恢复正常。虽然灸刺并非涉及人体所有经络,但灸刺一穴即动全身,调一脉即治疾病,这都是以人身为一整体来治疗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太平经》的作者十分重视精神治疗在医治疾病中的作用,也特别强调以人身内在因素来增强自身健康,认为精、气、神为人身三宝,若欲长寿,应当爱气尊神重精。这些观点逐渐成为道教医学的核心并被历代道教医学家所继承发扬。如晋代道教学者、医学家葛洪在整体治疗中将精神与形体,人们寿命的长短与道德修养相联系,认为只有精神、躯体都无病才健康。梁代陶弘景在其所著《养性延命录》中所论述的观点也与整体治疗息息相关,一是强调''''精神内伤,身必死亡。''''''''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毙。神形早衰,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认为''''魂神不守,精竭命衰,百病萌生。''''例如陶弘景谈到养生应做到十二少,即少思、少念、少欲、少事、少语、少笑、少愁、少乐、少喜、少怒、少好、少恶。切忌十二多,即多思则神殆,多念则志散,多欲则损志,多事则形疲,多语则气争,多笑则伤脏,多愁则心慑,多乐则意溢,多喜则忘错昏乱,多怒则百脉不定,多好则专迷不治,多恶则憔煎无欢。按照陶弘景的观点,以上十二少、十二多,除了多事即形疲,多笑即伤脏,多怒即百脉不定外,其他各项都与精神有关。总而言之,即是养神与养形并重,两者都是人体养生中不可缺少的。陶弘景在引用歧伯、彭祖、《名医叙病论》等论及人的寿命的长短时,也指出''''聚毒攻神,内伤骨髓,外贬筋肉'''',对身体十分不利,而''''心不劳,形不极,常导引纳气胎息''''即可延年益寿。二是对于房事养生中的禁忌,他既考虑了天时、地利、人忌中对夫妻双方交接中的精神影响,也分析了对双方身体的损害。

唐代的药王孙思邈是一个集内外科、神经科、妇产科、儿科等为一身的医学专家,他的医学理论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就是精神与形体为重,他在论述保胎与胎教时,既强调孕妇注意身体,勿饮酒,不乱吃药,又要求孕妇观珠玉、宝物,礼乐、诵诗书,见道德高尚的人,注意居处简静,弹琴瑟,调心神,和情性,节嗜欲。这些方面充分体现了精神与形体的相互密切关系。

当然,我们应当看到,道教医学中也含有一些带有迷信色彩的东西,不过道教学者毕竟看到了精神与形体相结合、相互依存的联系,从不同角度探讨了精神与形体进行整体养护或治疗的问题,这在中国中医学与未来医学的发展中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三、提倡辨证治病

道教医学在实施过程中提倡辨证治病,主张治疗途径和方法不拘一格。

首先,认为食疗是治病的基础。如陶弘景认为:''''饮食过差,百病萌生。''''(《养性延命录·教诫篇》)孙思邈明确指出药与食的辨证关系:''''安身之本必资于食,救疾之速必凭于药。不知食宜者不足以存生也,不明药忌者不能以除病也。……夫为医者,当先洞晓病源,知其所犯,以食治之,食疗不愈,然后命药。''''(《千金要方》卷26《食治》)将食治放在治疾病的重要位置,注意人与自然、四时气候,地理环境等方面的影响,指出了食物是人体营养之根本,人体只有得到食物的供养,才能健康成长,抵抗疾病。主张一年四季的饮食应有区别,如春季阳气升发,万物始生,不宜过食辛热及酸味之品,应常食梨、甘蔗等清淡甘凉之物;夏季炎热,肌腠开泄,汗出较多,不可贪食生冷、寒凉,勉伤脾胃,宜食清淡、利湿解暑之品,如西瓜、冬瓜、绿豆汤之类;秋季干燥而凉,燥咳较多,故应食梨,苹果,鸟梅之类酸甘化阴、清润之品;冬季寒冷,人体耗散热能较多,宜食辛热、血肉有情之物,如鳖、龟、羊、狗肉之类。食治还须注意地方性,由于气候条件及生活习惯的不同,人们的生理活动和病变特点也不相同。我国地域广阔,东南潮湿炎热,病多湿热,宜清化之品;西北地高气寒,多燥寒,宜辛润之品,这样,采取综合辨证,分别对待的方法,方能达到治病效果,有益健康。

医学哲学范文第5篇

一、人物同源论是道教医学的重要理论基础

道教医学的形成与发展是以其人生哲学和宇宙论为基础的。在道教学者看来,人与宇宙天地万物共同源于''''炁'''',''''炁''''者,''''气''''也,或称''''无极''''。葛洪在《抱朴子内篇·至理篇》中明确指出:''''夫人在气中,气在人中。自天地至于万物,无不须气以生者也。''''陈抟说:''''两仪即太极也,太极即无极也。两仪未判,鸿濛未开,上而日月未光,下而山川未奠,一气交融,万气全具,故名太极,即吾身未生之前之面目。''''(《玉铨》)人类模拟自然的一切手段,包括道教医学中提取药物的种种方法和治疗手段都是以人物同源论为基础的。老子认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诠释之即为人法地而生,地法天而行,天的运行是循着道的,道便指自然,实际上是要求人''''法自然'''',依照自然界的规律行事。道教医学认为''''人是一个小乾坤'''',是天地自然的一部分,天供人以生存的必要条件,人应顺应天地自然的关系和规律,使之达到''''天人相应''''的境界,这样才能''''长生久视'''',尽终天年,反之则灾害降临,疾痛丛生。

道教医学通过认识自然界的变化规律来研究掌握人体生命活动的变化规律,发现自然界的运动变化常常影响着人体,会使人产生心理、生理及病理的变化。如自然界的风寒暑湿燥火六种自然气象被称为六气,正常时不会引起人们致病,若太过、不及或不应时,则成为六淫,影响到人体的调节适应机能及病原体的孳生传播,成为致病的因素,侵犯人体而造成疾病的发生,这种取类比象的方法不但阐述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而且广泛应用于医疗保健之中。葛洪曰:''''夫五谷犹能活人,人得之则生,人绝之则死,又况于上品之神药,其益人岂不万倍于五谷耶?夫金丹之为物,烧之愈久,变化愈妙。黄金入火,百炼不消,埋之毕天不朽,服此二物,炼人身体,故能令人不老不死。此盖假求于外物以自坚固,犹如脂之养火而不可灭。铜青涂脚,入水不腐,此是借铜之劲,以插其肉也。金丹入身中,沾沾荣卫,非但铜青之外传矣''''。(《抱朴子内篇·金丹篇》)。这段话生动而形象地描述了人们对健康长寿的追求和向往。幻想人也能像某些自然物一样永世长存。

道教人生哲学提倡修道成仙,追求长生不死,这种信仰和理论促使其信奉者孜孜追求长生不老之药,并伴随''''内以养己''''的炁功,通过养生、避世、清心寡欲以达到祛病延年、强健体魄的目的。并在修炼过程中积累了大量有关医药养生、祛病延年、保健强身的知识与方术,它包括了服饵外用、内丹导引等。在对不死之药的代代相继追求中,炼''''仙丹''''以求长生不老之药,服金石以求长生不老之道的风气曾炽盛一时。''''仙丹''''中所采用的水银、黄金、硫黄、铅等矿物类药物对人体健康造成了严重影响,并使人们逐渐认识到了它的危害性,但道教医学中的外丹术却由此得到蓬勃发展,发现了一些新的药物药性,化合了一些新的药品,丹、膏、丸、散等药物层出不穷。葛洪、陶弘景、孙思邈等道教医学家专门收集记载了多种外丹烧炼方法和矿物药方、动植物药名。如孙思邈的''''太一神精丹''''就是利用磁石(四氧化三铁)等氧化剂从雄黄、雌黄中制取砒霜的方子,是世界上用砒霜治疟疾最早的有效方剂。

道教医学崇尚内修外养,其内修摄养之术大多效法自然,如知龟鹤之遐寿,效其导引以延年,法其食气以辟谷。在内丹术中以自身的精、气、神三宝为内炼药物,经过一定的炼养步骤,使在人体内形成能按一定经络循行状如鸡卵的有自我感觉的丹而致长生。内丹功法认为万物相通,天人合一,正如李道纯在《沁园春》中所说:''''物皆虚化,形形相受,物物交参。''''内丹融汇了服气、行气、导引、胎息等多种修炼方法,成为道教医学的一大特色,形成了一门玄妙高深的学问,古人多用以修炼成仙,今人则用以疗病延年,其中虽然有鬼神迷信之糟粕,但其祛病健身,延年益寿的功效已被人们所接受证实。内丹术的形成也促进了中医经络学的发展,如宋代张紫阳著的《八脉经》就是一部划时代的经络学名著。

二、整体治疗的系统结构

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的自身也是精神与形体相结合的统一体,因此,人类自身疾病的预防和治疗也需要顾及人和自然、人际关系、人体自身的精神和形体。道教医学融自然、人际关系、人之精神与形体为一个统一的系统结构,治病时兼顾诸种因素,在中国医学史上可谓整体治疗探索的典范。陶弘景的《养性延命录》明确指出:''''欲延年少病者,诫勿施精,命天残。勿大温,消骨髓。勿大寒,伤肌肉。勿咳唾,失肥液。勿卒呼,惊魂魄。勿久泣,神悲戚。勿恚怒,神不乐。勿念内,志恍惚。能行此道,可以长生。''''在这里,陶弘景说明了外部环境,人的精神等与人体健康的关系。陈撄宁在讲静功注意事项时提出了十条:①环境寂静。②空气新鲜。③光线阴阳调和。④口味宜淡薄。⑤气候寒温适度。⑥食物营养适当。⑦隔离世缘。⑧寄情于自然。⑨注意身体姿势。⑩注意练功时间。这些注意事项即包括了人和自然、人际关系和人体自身等多种关系。

美国的查尔斯·帕纳蒂说过:''''过去是医生医治身体,精神病医生医治头脑,教士医治灵魂。而二十世纪八十和九十年代里,整体治疗的医生们需要承担所有这三项任务。作为病人将积极地参与医治,这在医学史上是第一次。接着,我们将检验新的精神--身体治疗法,这可能在你的一生中就会变成现实。''''(《科学和技术23项突破》)在中国历史上,道教学者对精神--身体这种整体治疗的方法曾自觉或不自觉地作过一些有益的探索。《太平经》的作者提出了''''以乐却灾法'''',要求''''以乐治身守形顺念致思却灾''''。作者对人的精神在治愈人体疾病中的作用十分重视,理由是:①世间万物皆以气相通,乐则相安无病。所以他说:''''故元气乐即生大昌,自然乐则物强,天乐即三光明,地乐则成有常,五行乐则不相伤,四时乐则所生王,王者乐则天下无病,行乐则不相害伤,万物乐则守其常,人乐则不愁易心肠,鬼神乐即利帝王。''''(王明:《太平经合校》,中华书局1960年第1版第13~14页)在这里,作者赋予万物以喜怒的精神是其万物有灵论观点所主使,他提倡人与万物,人与人之间,人的自身都应和乐融洽,不相伤害,这样才能使万物遵循其运作的法则,人本身也不会因愁苦而患疾病。②万物与人,人与人,人体自身等若以喜乐之善气相通,就可以通达神明,从而长生久存。《太平经》的作者对人体疾病的产生作过多方面的探索,一是人体各部分器官都有神住其中,神在即无病,神去即有疾。例如《太平经》作者多次谈到守一法,既要求人们了知''''一''''为''''道''''之根,万物之源,命之所系(包括人与生物),众心所归,又要求集中精神,各自意守每个部位的''''一''''(即主宰)。如头之一为顶,七正之一为目,腹之一为脐,脉之一为气,五脏之一为心,四肢之一为手足心,骨之一为脊,肉之一为肠胃。而守一就是为了延命。因此,他们认为''''凡事各自有精神'''',世间万物''''各自存精神'''',只要精神充沛,万物才能茁壮成长,人才能健康。二是世间万物包括人在内,都是由元气生成的。

在他们看来,元气不和,无形神人不来至;天气不和,大神人不来至;地气不和,真人不来至;四时不和,仙人不来至;五行不和,大道人不来至;阴阳不和,圣人不来至;文字言不真,大贤人不来至。如果天地阴阳五行之气不和,则天下混乱,人亦会有灾害。三是人体各部分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一处有病,他处皆伤。《太平经》中说:''''夫天地人三统,相须而立,相形而成。比若人有头足腹身,一统凶灭,三统反俱毁灭。若人无头足腹,有一之者,便三凶矣。''''对于疾病的治疗,除了悬象还神法纯属宗教性祈祷外,《太平经》中的草木方、生物方、灸刺法等都带有整体治疗的性质,并非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片面治法。例如作者谈到灸刺疗病的原理是,调安人体三百六十脉,使阴阳之气相通而除病。理由很清楚,人体脉络周旋身上,总于头顶,内系五脏,脉络无时不在移动,人有病则不应,度数往来失常,或结或伤,或顺或逆。灸刺即在调安脉络,使其恢复正常。虽然灸刺并非涉及人体所有经络,但灸刺一穴即动全身,调一脉即治疾病,这都是以人身为一整体来治疗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太平经》的作者十分重视精神治疗在医治疾病中的作用,也特别强调以人身内在因素来增强自身健康,认为精、气、神为人身三宝,若欲长寿,应当爱气尊神重精。这些观点逐渐成为道教医学的核心并被历代道教医学家所继承发扬。如晋代道教学者、医学家葛洪在整体治疗中将精神与形体,人们寿命的长短与道德修养相联系,认为只有精神、躯体都无病才健康。梁代陶弘景在其所著《养性延命录》中所论述的观点也与整体治疗息息相关,一是强调''''精神内伤,身必死亡。''''''''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毙。神形早衰,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认为''''魂神不守,精竭命衰,百病萌生。''''例如陶弘景谈到养生应做到十二少,即少思、少念、少欲、少事、少语、少笑、少愁、少乐、少喜、少怒、少好、少恶。切忌十二多,即多思则神殆,多念则志散,多欲则损志,多事则形疲,多语则气争,多笑则伤脏,多愁则心慑,多乐则意溢,多喜则忘错昏乱,多怒则百脉不定,多好则专迷不治,多恶则憔煎无欢。按照陶弘景的观点,以上十二少、十二多,除了多事即形疲,多笑即伤脏,多怒即百脉不定外,其他各项都与精神有关。总而言之,即是养神与养形并重,两者都是人体养生中不可缺少的。陶弘景在引用歧伯、彭祖、《名医叙病论》等论及人的寿命的长短时,也指出''''聚毒攻神,内伤骨髓,外贬筋肉'''',对身体十分不利,而''''心不劳,形不极,常导引纳气胎息''''即可延年益寿。二是对于房事养生中的禁忌,他既考虑了天时、地利、人忌中对夫妻双方交接中的精神影响,也分析了对双方身体的损害。

唐代的药王孙思邈是一个集内外科、神经科、妇产科、儿科等为一身的医学专家,他的医学理论的一个重要指导思想就是精神与形体为重,他在论述保胎与胎教时,既强调孕妇注意身体,勿饮酒,不乱吃药,又要求孕妇观珠玉、宝物,礼乐、诵诗书,见道德高尚的人,注意居处简静,弹琴瑟,调心神,和情性,节嗜欲。这些方面充分体现了精神与形体的相互密切关系。

当然,我们应当看到,道教医学中也含有一些带有迷信色彩的东西,不过道教学者毕竟看到了精神与形体相结合、相互依存的联系,从不同角度探讨了精神与形体进行整体养护或治疗的问题,这在中国中医学与未来医学的发展中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三、提倡辨证治病

道教医学在实施过程中提倡辨证治病,主张治疗途径和方法不拘一格。

首先,认为食疗是治病的基础。如陶弘景认为:''''饮食过差,百病萌生。''''(《养性延命录·教诫篇》)孙思邈明确指出药与食的辨证关系:''''安身之本必资于食,救疾之速必凭于药。不知食宜者不足以存生也,不明药忌者不能以除病也。……夫为医者,当先洞晓病源,知其所犯,以食治之,食疗不愈,然后命药。''''(《千金要方》卷26《食治》)将食治放在治疾病的重要位置,注意人与自然、四时气候,地理环境等方面的影响,指出了食物是人体营养之根本,人体只有得到食物的供养,才能健康成长,抵抗疾病。主张一年四季的饮食应有区别,如春季阳气升发,万物始生,不宜过食辛热及酸味之品,应常食梨、甘蔗等清淡甘凉之物;夏季炎热,肌腠开泄,汗出较多,不可贪食生冷、寒凉,勉伤脾胃,宜食清淡、利湿解暑之品,如西瓜、冬瓜、绿豆汤之类;秋季干燥而凉,燥咳较多,故应食梨,苹果,鸟梅之类酸甘化阴、清润之品;冬季寒冷,人体耗散热能较多,宜食辛热、血肉有情之物,如鳖、龟、羊、狗肉之类。食治还须注意地方性,由于气候条件及生活习惯的不同,人们的生理活动和病变特点也不相同。我国地域广阔,东南潮湿炎热,病多湿热,宜清化之品;西北地高气寒,多燥寒,宜辛润之品,这样,采取综合辨证,分别对待的方法,方能达到治病效果,有益健康。